五、党的建设与知识分子工作 


     早在20年代初期,在南大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就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活动。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以后,党的组织由地下状态转为公开。9月,成立了中共南京大学总支委员会,由李慕唐任总支书记。1953年5月,总支改为党委会,成立了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由孙叔平、陈毅人、杨世杰、吴中、吴衍庆、曹沛然、戈平等7人组成,孙叔平和陈毅人分别担任党委正、副书记。新成立的党委会作出了关于调整支部一级党组织的决定,强调党支部的建立应尽可能以行政单位划分。到1956年,全校共有43个支部,其中教职员支部12个,学生支部12个,工农速中支部19个;党员共568人。1956年3月,南京大学党委改选,陈毅人任党委书记,戈平任副书记。同年9月,由陈毅人、戈平、索毅然、杨世杰、陈子英、陈炳湘、斯维华、马瑞、曹琳和姚鹤年等10人组成新一届党委会,陈毅人、戈平分任正、副书记。

     当时,南京大学党委在领导思想改造运动和政治理论学习,以保证教学、科研和行政任务的贯彻落实方面,尤其是在联系和团结知识分子,宣传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足和教训。在院系调整之初,学校师生员工来自各方,思想、习惯、作风很不一致,团结成为当时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的总支委员会将力求团结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党群关系、青老关系一度曾经比较紧张,其中的主要问题,是教师中一些年轻的党、团员存在着轻视高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低估了老教师的作用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对他们要求过高、过急,在做法上有些简单化。党委会认识到要办好高等学校,必须正确地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努力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因而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并采取措施调整党群关系、青老关系。但是仍然存在工作流于一般号召,缺乏与知识分子的直接接触和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等问题。

     1955年11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先后来南京大学检查工作,对如何抓好学校建设,尤其是对进一步做好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等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整个科学文化的领导问题时,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并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性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南大党委通过学习,对学校知识分子工作进行重新估计,作了自我检讨。党委书记孙叔平深入群众进行调研,在1956年1月下旬,先后邀请全校所有的教授、副教授,分别举行了8次座谈会,邀请了部分讲师、助教和职员,举行了两次座谈会,认真听取中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工作、学校教改工作和行政工作的意见。孙叔平书记亲自主持座谈会并认真做好记录,他郑重指出:“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我们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进步的要求是估计不足的,对他们的工作能力是估计不足的,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更是关心不够的。”事后,南大党委将10个座谈会的记录整理铅印,发至各支部,要求认真讨论,对照检查党委和行政的工作。在其“前言”中还特别指出:“从党委到支部到每个同志,都必须就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检查,从而得出结论,达到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教改政策的正确认识,为即将进行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作好思想准备。应该指出,他们的意见,除了极其个别的以外,并没有什么言过其实之处,尤其没有什么恶意。假如他们所举的个别事例和事实有些出入的话,那也不应当以词害意。”

     这10个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党内进行的讨论,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南大党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制定了《知识分子工作规划》,提出要“关心知识分子的进步要求,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加强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信任,使其放下历史包袱,充分发挥积极性”,“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专长”,改善其工作条件,特别是配备足够的助手,保证业务工作时间等等。同时,民主党派的工作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一系列的举措如同春风化雨,使得全校上下,党内党外,气顺心齐,知识分子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政治热情被激发出来,更加信任和靠拢党组织。1956年3月31日,校长潘菽、教务长高济宇、中文系系主任方光焘、外文系副主任陈嘉、地质系系主任徐克勤、副主任张祖还、教授李学清等7位高级知识分子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追求人类人生的真理,历经磨难,百折不回,终于站到党的旗帜下庄严地举手宣誓,找到了政治上的归宿。这对全校师生,尤其是对奋发向上、崇尚真理的青年知识分子,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和无形的鞭策。

(来源于南京大学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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