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思 


     院系调整中及其后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移植,在当时对于肃清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影响,端正人才培养方向,增强教学的系统性和实用性,提高师资水准和教学质量,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教育理论上“一边倒”,从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材教法乃至课时分配等具体环节上,都套用苏联高校的现成模式,而忽略结合中国实际和学校实际,也产生了某些不良影响。南京大学的领导和教职员工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这种偏颇和不当,曾采取一定措施予以弥补。1953年9月,学校在总结工作教训时就曾提出:“第一,教学改革一定要学习苏联,又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有长期打算,又一定要稳步前进。这一年的教学工作成绩,十之八九都得之于学习苏联;这一年教学工作上的忙乱、矛盾,又基本上是由于学习苏联未从实际出发。”“第二个教训是,学校领导一定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没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就不会有正确的学习苏联的态度;没有一定的业务水平,也办不到从实际出发,因为‘苏联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标准又应该是什么?在面对着具体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时候,就拿不稳。”应该说,这些反思和总结在当时是较为清醒和难能可贵的。

     从1956年开始,在中央关于“要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精神鼓舞下,全国高校开始纠正全面学习苏联中出现的偏颇,南京大学也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努力贯彻“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精神,减少学时,精简教材,减轻学生负担,重视人才的全面发展。而在实践上纠偏的同时,如何改造旧的高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如何科学地认识解放区教育经验和苏联模式?切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是什么?……这些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理论上的反思。特别是当时担任南京大学领导工作的孙叔平,把对历史的总结回顾、对未来的展望和预测结合起来,在中国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广阔背景上,从相当的思想高度上进行了这种反思和审视。

     孙叔平自始至终参与并实际领导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南京大学的发展与改革。最初是作为南京军管会文教委员会高教处副处长兼任国立南京大学军代表,不久即出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投身革命前他曾在武昌大学读书,40年代又先后主持过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华中建设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科学校的教育行政领导工作。丰富的教育工作实践,使他的思考与探索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正确的指向。即使40多年过去,岁月的流逝和历史的回旋不仅难以掩盖,反而更凸显出这些思考中蕴藏的智慧之光。

     1956年8月,孙叔平参加了高等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学校院校长、教务长座谈会,感受极深。回校后整理思绪,写成题为《1956~1957学年应该是完成教学改革的未了工作并展开创造性的建设工作的一个学年(草稿)》的文章,提出他“对于过去四年的教学改革工作和今后高等教育建设工作的意见”。孙叔平的反思与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对院系调整以来教学改革的基本估计

     孙叔平认为,实践证明“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践”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进行了院系调整,建立了很多新型的高等学校,实行了专业教学计划,制定了各科教学大纲,改变了学校的组织制度,组织了教学过程,运用了各种教学方式,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独立工作相结合的教学原则初步见诸实际。此外,我们又进行了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先进科学的学习,绝大多数同仁在倾向上已经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孙叔平充分肯定了这些带根本性的改革,认为“经过这些改革,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高等教育在实质上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而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优越性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孙叔平指出,新中国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政治质量,道德品质,还是健康状况,较之解放以前都是提高了的。”“即便是业务知识和技术,从所学东西的广度和深度、系统性和完整性来说,较之解放以前也是提高了的。至于学生数量之大,则更不是解放前所能比拟的。”“所有这些成绩给我们以这样的信念:实行在较广博的知识基础上专门化的专业教育,培养足够数量和相当质量的业务、政治、体格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以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2. 对教学改革中缺点与偏颇的剖析

     (1)在学习苏联经验时,有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现象

     孙叔平首先分析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认为,“在1952~1953学年,针对着当时多数教师在教育上和学术上仍然醉心欧美的倾向,强调学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十分必要的。又鉴于当时领导干部和多数教师对苏联高等教育缺少了解,强调‘全面学习’也是必要的。这些口号并没有错,我们也确实从这口号中获益。”问题在于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盲目学习而不作独立思考,照搬照抄而脱离中国实际的现象。孙叔平列举了当时存在的诸多流弊:

     1)在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时,存在不照顾中国师资、生源、设备、修业年限的特点,不考虑中国高等教育的经验,“对苏联资料照抄不误”的现象。

     2)在使用苏联教材和讲稿时,有照本宣科的现象。如理科教材没有照顾中国学生的程度,加以适当精简;文科教材则没有根据中国的情况加以适当剪裁;政治教材也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融汇贯通,结果这些教材往往不合中国学生的程度和口味。

     3)在学习苏联高校教学过程的组织和各种教学方式的运用时,有忽视其精神实质,而仅仅模仿其细节的现象。

     4)在学习苏联高校的各种教学制度(如口试、教师工作日与教学工作量制度等)时,也有机械搬用而不灵活变通的现象。

     所以出现这些现象,孙叔平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苏联经验,认识它的精神实质,同时估计它的与时俱变以及某些必不可免的缺陷,而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学习。”

     (2)没有完全正确地对待旧有的中国高等教育

     孙叔平将1949年革命胜利前的中国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另一类是解放区的革命干部教育。他认为,对前者,我们“否定了它的反动的指导思想、庞杂的院系制度、支离破碎的教学计划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我们否定这些应当否定的东西的时候,却没有足够注意:旧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某些经验,特别是不少老教师所有的丰富的教学经验,还是十分有用的,不惟不应一概否定,而且应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加以充分的发挥。”对解放区的革命干部教育,孙叔平的评价是:“它的基本精神今天我们还应当发扬,它的具体作法今天我们就不应当照样采取。”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孙叔平把它概括为“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革命战略方针指导之下,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当时所能有的教师,利用当时所能有的条件,运用当时最有效的方法,来教当时所能有的学生,没有以欧美的成规来束缚自己,也没有以苏联的成规来束缚自己”。孙叔平突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办教育,不受成规(不管这成规是欧美模式的,还是苏联模式的)束缚这一本质特点,确实是独具慧眼、不落窠臼之见。

     孙叔平还十分尖锐地指出:“在四年来的教学改革实践中,我们的做法恰好颠倒了!”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实际出发的创造精神逐步“钝化”了,而当年解放区干部教育中某些已经不适用的具体做法,却又被生硬地套用。例如,以局限性很大的重点速成教育来代替正规的高等教育,以抓机关工作或搞运动的作风来抓高等教育,“幻想本来需要细水长流、日积月累的工作在短时期内出现奇迹”等等。

     (3)没有注意学习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没有批判吸收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有用经验。

     孙叔平认为,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在学习苏联,发展自己的高等教育,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汲取?有什么教训可作我们的借鉴?应当很好地研究分析。对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制度及腐朽作风,应当坚决摒弃;但他们的某些具体经验,“也未尝没有长处可供我们学习”。孙叔平认为在这方面采取绝对否定和关门主义的态度,并无好处。他进一步指出:“某些优良东西,在他们那里,并不改变他们的高等教育的资本主义本质;吸收到我们这里,也不影响我们的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在本质上是全新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是和旧的高等教育没有联系。”

     3. 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方针”的阐述

     孙叔平认为,教学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应当进入“创造性的建设工作阶段”。他对今后的高等教育建设作了三方面的前瞻——

     其一,“我们仍然应当虚心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成熟、最完整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经验。但应当注意深入地学习,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学习,道听途说、生搬硬套的现象应努力避免”。

     其二,“我们应当学习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并且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我们需要多开几个窗户,多找一些借鉴,不要孤陋寡闻,封闭自己”。

     其三,“更重要的,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中国旧有的高等教育的有用经验,并发扬中国革命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先进教育理论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创造自己的经验”。

     孙叔平将以上三点归结为两句话:我们的高等教育,在性质上和苏联的高等教育一样,是社会主义的,但在许多方面,它应当是中国的,应当具有中国的特点。这样,孙叔平就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命题。他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和特征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应当具有——

     (1)自己的学制。“学生学习期限的长短,首先应看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规格,其次也该看不同的师资和学生条件”。三、四、五年制可以同时存在,且有一个恰当的比例,“学制不应多变,也不是绝对不变”。

     (2)自己的专业划分。专业划分范围的广狭和程度深浅,“应根据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师生条件”来确定。

     (3)自己的教学计划。制订或修改教学计划,应照顾中国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格和学生条件,坚持“在比较广博的知识基础上专门化”、“理论联系实际”、“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独立工作相结合”等指导原则。

     (4)自己的教学大纲。应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扼要规定课程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并体现“百家争鸣”的学术工作方针,使各个学派的观点都能得到介绍,使教师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换句话说,教学大纲应“成为指导教师发挥创造性的文件”。

     (5)自己的教材。教材除介绍世界科学的成就外,还应注意介绍中国科学的成就和中国学者的创见,教材的份量应适合中国学生的程度,教材的形式应力求“中国化”,即为中国学生所喜闻乐见。

     (6)自己的学风。“这个学风是严谨的,大家自觉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又是自由的,‘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精神,在教学上与研究上,都能生动地得到体现”。

     孙叔平的思考,显然已经超出了对院系调整以后南京大学四年教改实践的总结,它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指导思想及有关原则的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当然,这样思考与探素,是在全党上下开始摆脱苏联模式束缚,寻求自己的强国之路的大背景下进行的。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路。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展现了党在这一思路下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而进行多方面探索并取得良好开端的生动景象。但是,在其后一段时间内的历史发展,还是出现了曲折和反复。

(来源于南京大学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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