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教育革命中的曲折发展(1957~1966)
 


     一、“整风反右”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1956 年1月中央会议上对知识分子地位的新的估计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曾使知识分子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政治热情都空前激发,南京大学也因而出现了一派全校上下气顺心齐人和的形势。然而,随之而来的1957          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却使形势发生了逆转。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957年2、3月间,相继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强调指出,在我国所有制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基于这一指导思想,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

     南京大学从5月13日起,校党委和校行政先后14次召开帮助党整风的鸣放座谈会,共邀请全校207名教授、副教授,100名讲师、助教参加座谈。与会者响应党的号召,本着知无不言地鸣和放的精神,揭露了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方面的问题,诸如学习苏联生搬硬套,不结合实际;党政不分,学校各级行政领导有职无权;师资培养工作上的宗派主义倾向;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的矛盾与隔阂;学校某些领导人严重脱离群众的作风问题等等。当时党外的一些著名教授陈中凡、韩儒林、范存忠、何如、蒋孟引、郑集、耿以礼、陈义、李学清、李海晨、戴文赛、莫绍揆、曾远荣、戴安邦、朱炳海等都应邀在座谈会上发言。与此同时,党委还号召全校教职员工都来帮助党整风。

     5月18日,南京大学校刊以“春风已吹到南大”为题,报导了学校鸣放情况。下旬,所谓“北方初夏的暖流”频频南下,传来了北方高校鸣放的消息。于是学生们鸣放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5月30日,中文系两名学生率先在北园校门口贴出大字报。这样继北京大学之后,出现了南京大学的“民主墙”。这一天就贴出大字报500多张,有论文、杂文、漫画、诗歌等,开始出现群众性的自发的鸣放热潮。以后几天,大字报越贴越多,从北园到南园以至校门外的大路两旁,满墙皆是,看大字报的人川流不息。由于《新华日报》没有刊登南大鸣放的消息,有些学生把大字报贴到报社门口。这些“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大字报有提意见的,也有“对意见的意见”。许多大字报的鸣放内容是善意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并无事实根据、无中生有、乱扣帽子、不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大字报。为了让更多学生有自由发言的机会,学生会还开辟了民主讲坛。

     然而,整风运动很快转变为反右运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就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出,“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占70%左右;左派占20%左右;右派占1-10%。”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于是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19日,南大工会发布告全体会员书,号召会员积极行动起来,打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26日,学生会作出决定,要求同学们积极参加驳斥右派言论的斗争,学校各民主党派也纷纷集会,表示决心投入反击右派的斗争。全校师生员工于20日开始,重新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强调要明辨是非,划清界限。6月24日,召开全校大会,由孙叔平副校长代表党委作反击右派的动员报告。其后,全校师生展开了对鸣放中错误言论的批判。这些错误言论,许多是同当时全国出现的错误思潮相联系的。如认为产生“三大主义”(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单是个人思想作风问题,而与制度的缺陷有关;“学校以教师为长”,应实行“教授治校”,历次政治运动是侵犯人权,应予澄清;马列主义课程应当列为选修课等。此外,也有南大自己的特殊问题,如认为院系调整害了南京大学,“把一个好端端的南大,打得五老七伤,断腿残足,人走楼空。”

     7月上旬,全校掀起反右斗争高潮,至7月14日,斗争暂告一段落。暑假进行休整。从10月10日开始,又分“两路(校、系)进军”,继续斗争;至11月14日,宣告反右斗争结束,历时约2个月。在反右斗争开始时,虽然中央曾强调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线,并提出划分右派分子的五条标准,但由于当时自上而下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因而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如1957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所批转的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高校整风和反右斗争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中就曾提到,在32所高校中共发现右派分子4874人,占总人数4.3%;其中极右派1115人,占右派总数23%。南京大学在反右斗争中,也导致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不幸后果,错误地将一批由于对个别党员不满、提的意见比较尖锐激烈的人以及对某些重大政治问题发表了某些不同看法的人,都视为是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把他们错划为右派分子。一些党员因被认为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犯有严重右倾错误,在党内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当时的党委书记陈毅人也被错误地当作严重右倾的代表,成为南大整风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

     陈毅人,1953年从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教育科调进南大,始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辅导处主任;1956年初升任党委书记;1957年兼任校长助理。在南京大学整风鸣放运动开始后,他“深怕运动搞过火”,整日忧心忡忡;他认为“56年的急进已经造成很大困难,57年再来一个急进,就更有严重危险”。1957年6月6日,当鸣放进入高潮之际,他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关心,给党委的其他两位同志孙叔平和陆子敏写信,表明自己的看法与建议。他在信中说:“与其打烂了摊子再来收拾,不如接受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争取主动,针对弱点,首先采取措施,使自己健壮起来”;“很可能鸣放后,各地闹事,相互呼应,而蔓延到牵动全盘,以至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他“越想越为党担心,夜不成眠”,以为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怕忧天者无人”。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次运动要采取这样的部署与做法”,便借病退出运动。

     陈毅人的这封信由江苏省委转至中央,被认为是在这场运动中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代表人物,因而被“靠边”处理并受到批判。江苏省委派出省委常委、副省长周一峰到南京大学领导反右斗争。1958年2月21日至3月1日,南大党委召开党支部委员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揭发批判陈毅人所谓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组织上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陈毅人在会上作了检讨,但未能通过,被认为“检讨是肤浅的”。1958年10月19日,陈毅人被下放参加生产劳动。1959年1月,江苏省委批复,给予陈毅人同志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委书记和校长助理职务的处分,工资级别下降一级,调离南大。十年浩劫开始后,面临来势更加汹涌的“四大”,陈毅人越发不能理解,终于在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

     40余年过去了,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当时的鸣放结果,虽然并未出现如陈毅人所估计的那种局面,但他当时的这种考虑也非完全“杞人忧天”,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对国家和对教育事业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和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作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过积极作用。”(见《邓小平文选》第22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1957年的反右斗争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陈毅人同志的问题也于1986年11月29日得到彻底平反。南大许多与陈毅人同志共过事的同志为此感到欣慰,纷纷撰文怀念这位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爱护知识分子的党委书记。

     在整风反右中,南京大学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潘菽校长于1957年5月调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实现了其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宿愿;因党委书记陈毅人被“靠边”审查,1957年9月,原云南省省长郭影秋来南京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郭影秋,江苏铜山县人,1909年生,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专,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投笔从戎,驰骋战场,曾先后出任冀鲁豫湖西军分区政委、司令员,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区党委敌工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前夕,随刘邓大军南下,转战于华东、中南和西南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川南行署主任和云南省政府主席、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他热爱教育事业。1957年党中央号召加强教育战线,他即写信给党中央,主动要求到教育第一线工作。中央批准了他的要求,派他到南京大学。9月7日,他即来上任,此时正值南京大学反右斗争的后期。

     在反右斗争告一段落后,因反右而暂时中断的党内整风运动便转入大整大改、边整边改的阶段。从1957年10月15日起,南京大学开展了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运动。学校行政机构由原来的1室5处12科,紧缩为1室5科:保留原秘书室;撤销教务处,合并教学科研科与调度统计科成立教务科;撤销人事处,合并干部科与学生科,成立人事科;撤销总务处及所属基建工务科,成立总务科、教学设备科和财务科。行政工作人员由558人减少到354人;原有处、科级干部27人精简为科级干部13人。接着,又下放干部先后三批共393人,包括下乡参加生产劳动,退职、退休等;加上属于下乡接受强迫劳动的人员(右派、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受处分人员)51人,下放人员共达444人,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30.1%。

     紧接其后,1958年初,根据上级指示,南京大学又开展了以勤工俭学为主题、从反浪费入手的竞赛活动,后来逐步发展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支援工农业生产,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社会主义竞赛活动。活动中,南京大学曾向江苏省内各高校发出竞赛倡议,即为支援国家建设而缩减学校经费预算。原定缩减100万元,后因南京工学院由原来减少130万元上升为200万元,南大也随之加码到150万元;并提出通过挖掘校舍潜力,放弃原来准备建造物理楼的计划,校内许多系也纷纷让出一些用房。这里强调的艰苦办学精神虽然有值得肯定之处,在当时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后来却由于房屋紧张,使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受到了一定影响。

     同年3月,中央号召开展以反浪费、反保守为内容的“双反”运动,猛轰“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官气、阔气、暮气、娇气、骄气),全校再次掀起鸣放高潮,贴出大字报145万张,全面揭发学校的浪费现象。在这次运动中,开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带头“引火烧身”;后来运动的发展落脚到“学校的最大浪费是培养人才上的不负责任,最大的保守是办学思想上的抱残守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在教育思想上的表现”。其后,便又在“兴无灭资”的口号下,开展了“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向党交心”和“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把教师埋头钻研业务也错误地当作走“白专”道路来批判。最后,在对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深批透的基础上,落实到人人制订红专规划。这场运动在当时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

     1958年8月15日,中共南京大学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郭影秋代表党委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一年多来整风运动的总结报告,并同时宣布整风运动结束。

     整风运动虽然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某些工作的改进,但整风反右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不仅严重地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挫伤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削弱了教师队伍,也完全否定了原来对知识分子阶级地位的正确估计,导致了“左”的倾向在学校工作中的进一步发展。

(来源于南京大学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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