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教育大革命”到“高教六十条”
 


     (一)          “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

     1958年是我国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进行“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的一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号召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并提出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

     1958年初,南京大学在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中,曾提出“雨后春笋,遍地生芽”的口号,全校很快成立起各种勤工俭学小组。不久,又总结出通过勤工俭学,贯彻生产劳动、教学和科研三结合方针的三条途径,即:文科办农场、工厂,以从事工农业生产为主,接触实际,体验生活,配合中心,进行社会工作;理科结合专业特点,利用实验设备与工矿企业协作,大办工厂,进行工业生产;地学密切结合专业,进行野外勘探、测量及资源调查工作。于是,在全校掀起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据当时的统计数字,理科办起了大小工厂26个;文科在栖霞山开垦荒地240亩,建成一个综合性农场(后扩大到1000余亩);地学在云南亚热带地区、西北柴达木盆地及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了劳动基地,接受国家任务。这样,勤工俭学活动便从临时性、服务性的劳动转变为经常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与专业结合的劳动。

     理科在大办工厂中,也带动了科学研究的开展,在短短几个月中,试制成功一些新产品,其中如物理系试制的微电流保险丝,数天系试制的中国第一架马克托苏夫式摄影望远镜、8.5寸的返光望远镜镜头,化学系试制的橡胶促进剂、CZ等,均已达到较高技术水平;地质系在野外工作中也找到多处矿点,完成地质填图面积28?600平方公里以上。1958年上半年,全校勤工俭学的产值达到25?340元。

     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南京大学的一批新专业迅速上马,先后筹建了计算数学、生物化学和放射地质等专业,增设了新闻专修科、技术物理专修科(招收初中生,学制5年),将汉语言文学专业分设为文学专业和语言专业。1956年时,全校本科专业曾调整为16个;至1958年下半年,全校10个系已设有23个专业、47个专门化和2个专修科。但与此同时,在办学中一种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甚至浮夸的倾向也开始露头。全校科研选题骤然翻了几番,一下子达到2753个。而且认为如果下半年原料能保证供应,工厂生产产值指望达到148-200万元。

     此后,南京大学进而提出了“大学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又是研究所”的口号,设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学校自己建立起工农业生产体系,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依靠学校工农业生产的收入,除工资和基建而外,可实现部分经费自给;在此基础上,筹建南京大学公社,办万人大学,吃饭不要钱;甚至提出在三五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大学。为建成工业生产体系,南京大学正式成立化学试剂厂、综合电子仪器厂、光学仪器厂、半导体厂、高空探测仪器厂、生物标本厂、综合机械厂等11龉こВ⒁笊舛瞬贰?958年上半年,南大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学生人数达到3896人,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94.6%,劳动总时数达122万个小时,平均每人劳动313个小时左右(《光明日报》1958年8月23日报道),其中包括参加大石头水库劳动、乌龙潭挖河泥劳动等校外义务劳动等。而到了同年7、8月间,学校除了大办工厂、农场,大搞科研而外,还大办体育、大除四害、大办民兵、大炼钢铁、大写文章等等,什么都大操大办,于是,学校出现了“万马奔腾”的局面。那时上下左右,任何部门(包括所属居委会)动辄都可以向学校下达任务,让学校停课劳动,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师生们经常日以继夜,连续苦战,不上课,不放假,弄得疲惫不堪。

     1958年下半年,为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南京大学开展了以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教材为重点的教学改革活动。在教学改革中,强调要“政治挂帅,理论与实际结合,厚今薄古,古为今用”。修订后的教学计划,一是将劳动正式列入教学计划,并增加了政治学习的比重。规定文科学生一年中4个月劳动,1个月假期,7个月业务学习;理科学生3-4个月劳动,但其中应有1-2个月下乡参加体力劳动,接触工农。政治课5年的总时数从原计划5年的315-544学时增加到480-600学时,占总学时数3036-4528的15.7-21.07%。另外还规定每学期要有一周时间进行整风式鉴定。二是削减课程。由于政治学习和劳动时间的增加,专业课和基础课学习时间相对减少,最高为3?000学时,占总学时的75%(如物理系),最低为1?500学时,占总学时数的50-60%(如历史系)。并相应地压缩课程设置,其一是大刀阔斧地合并被认为是重复的课程,如数学、天文专业分别将七门基础课合并为一门“高等数学基础课”和“天文学基础课”,当时称之为“七合一”课程;其二是为体现“厚今薄古”,取消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课程,如中文系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系的“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均被取消。同时也增设了一些反映当代最新科技成就及政治斗争和学术斗争的课程,如化学系的“放射化学”,物理系的“固体物理”、“核子物理”,中文系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历史系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批判”等课程。这次课程改革,全校总共取消23门课程,有61门课程合并为25门,新设课程24门。有得有失,“失”在一些基础理论课被削弱,“得”在一些新增课程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尖端的学科。改革前后变化较大的是数学专业和物理专业,数学专业的专业课程由20门减少到11门,物理专业由20门减少到12门。

     编写教材的工作则采取党组织、教师和学生三结合的方法进行,有师生合作编写,有学生单独编写,总的是以学生为主。有的课程学生尚未学过也参加这门课的编写工作,而且竟在短时间内全校就完成了25种教材。这次教材编写工作从批判旧教材入手,以致又成为一次学术批判运动,再一次挫伤了一些教师著书立说的积极性,如有些老教师就感到“写了书的倒霉”。

     在这场教学改革中,形形色色的教学方法,如抛纲教学,单课独进,通过尖端科研项目研制边做边学,以编教材带动教学,野外实习与生产劳动结合,实验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等都应运而生。生物系被下放农场,以田间为课堂,以生产作实验,边劳动边学习。这些探索在当时实际上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注意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一面,却排斥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系统的课堂教学以及基础理论学习对于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

     经过近一年“教育革命”运动的折腾,南京大学许多师生对于生产劳动过多,政治、社会活动过多,不上课,不放假,妨碍正常教学秩序的做法开始厌倦和不满。1958年11月,学校开展教育方针的学习和鸣放,师生贴出大字报,对大跃进和教育革命提出许多意见,特别是对生产劳动过多意见较大。这些意见多数是正确的,但结果有一部分人却因此受到错误的批判。

     1958年底,中央注意到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问题;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中指出:“必须注意教育革命中出现的劳动过多、忽视教学质量的现象。”195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对1958年的教育革命进行了总结,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针对劳动过多,没有很好上课,学术批判打击面太大,教育质量有所下降等问题,提出1959学年的教育工作“主要是巩固、调整和提高,并在这个基础上重点发展”。

     为贯彻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南京大学在1958~1959学年第二学期的工作计划中,提出了“积极贯彻教育方针,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以教学为中心,做好两个三结合,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与此同时,学校在具体工作上也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步骤:(1)在继续执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方针时,强调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对教学科研生产作出全面安排。为此,学校制定出“三道防线”,规定三者各占多少时间,不得相互侵占。当时规定生产劳动时间半年不得超过一个月,有些班级缺课太多,需要补课悴辉侔才爬投员Vぱ?年学习计划的完成。这一学期,还制定了《南京大学学生学习成绩检查、劳动考核及学年鉴定的暂行规定》。(2)成立教学检查组,对在1958年教学改革中所作的各种试验进行检查调整,纠正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精简过多的倾向,理科加强了基础理论课的教学,文科在古与今、史与论、文与道等内容的安排上作了调整;纠正了若干干扰教学正常秩序、影响教学效果的教学方式,如单课独进、抛纲教学、以生产劳动取代教学实习等;并纠正强调教师下寝室辅导、集体学习、集体优秀等不恰当的提法;同时,加强了教学过程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如严格成绩考查制度等。(3)组织学习毛泽东主席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材料上所作的“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教育服务”的批示,在党内进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扭转“宁左毋右”的思想,正确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而且按上级指示,把已经取消的教师学衔又恢复起来,以调动老教师的积极性,但不再授新学衔。

     采取以上措施后,生产劳动时间得到有效控制,教学秩序日趋稳定,读书空气也渐渐浓厚起来,教学质量稳步回升。

     此外,从发展尖端学科及适应生产实际需要出发,又调整和增设了一些专业。新设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生物物理、大气物理;原地质专业分设为区域地质、水文与工程地质、放射性矿产地质、地质测量找矿与勘探等专业;中文系的汉语言专业和文学专业仍合并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这样,南京大学的专业数达到30个,比院系调整时增加了二分之一,在校学生达到5?400余人。为了适应开展工作需要,学校行政机构设置也再度调整,恢复建立了教务处、人事处、总务处,教学设备科和生产劳动办公室合并为生产教学设备处。

      (二) 反“右倾”下的持续跃进

     正当学校各方面工作在调整的基础上稳步发展时,岂料风云又变,195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连续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接着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反右倾的指示”,强调“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了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把前一阶段为纠正左的错误所作的努力称之为“倒退”和“反复”。于是,在全党开展了所谓保卫“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南京大学从1959年8月22日起,以一个月的时间,在党内组织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的文件和反右倾的有关文件,接着便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反右倾的整风运动。全校参加整风运动的党员干部和教师有429人。在历时4个多月的整风运动中,主要批判否定“三面红旗”、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思想”和“严重的个人主义”,而实际是批了一些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和刻苦钻研业务的党员干部和教师,其中有些人还受到不应有的处分。这次整风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党内民主,导致“左”的倾向继续发展。

     在进行整风的同时,南大党委在1959年下半年的工作计划中,也提出“以八届八中全会为纲,反右倾、鼓干劲”的要求,强调科研工作要猛攻“高、精、尖”,“搞大兵团作战”,号召在七八年内赶超英国剑桥大学。同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来校视察工作,他鼓励师生“拼命也要赶上去”。为了调动师生继续跃进的积极性,学校于1960年1月9日,召开科学研究跃进大会,号召“大闹科学研究”,并给全校教职工发放了共3万元的跃进奖金,得奖面达93%。于是,从1959年下半年起,学校各方面工作又出现了“继续跃进”的形势。

     1960年初,在“持续跃进”的口号下,南京大学又提出“以教学为主,突出科研”、“以实际行动迎接学校、省、全国三级群英会的召开”,号召全校大搞科研献礼,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写文章,大搞总结,大搞文艺,体育陡升三级,学校再度又出现了那种“齐头并进”的“跃进”形势。所幸的是由于1958年时“大跃进”的教训还记忆优新,因而没有出现那种“万马乱奔、无法驾驭”的局面。据当时统计,全校经过一番努力,完成了721个选题的研究,参加校内外技术革新活动完成的项目有614项。虽然其中有浮夸成分,但也确实取得了一些尖端的或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省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注。5月4日,国家检察长张鼎臣来校参观技术革命的成果之一——遥控拖拉机。6月16日,刘伯承元帅又来参观南大向全国群英会献礼的礼品展览馆。他们赞扬了师生们的创造精神。5月22日在江苏省召开的文教群英会上,南大有5个单位和9人分别被评为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在6月召开的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上,南大被评为全国高校的先进单位之一。

     同时,教学改革活动也在全校继续开展。教学改革中,要求文科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学术批判活动,将文科各系建设成为各个学术领域思想革命的学校;要求理科以技术革命为动力,把理科各系建设成为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学校;并强调改革等工作要“点面结合,学术研究与批判结合,大改与小改结合,发展与巩固结合,教学与教改结合,坚持教学、教改两不误。”在课程改革上则要求:公共基础课必须贯彻“高、深、宽”的原则,专业基础课必须贯彻“一专多能”的“多能”二字,专门化课必须与科研相结合。在“高、深、宽”的指导思想下,各系都增加了数理化基础课和专门化课的比重。

     当时,为加强党对教学改革和科研工作的领导,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南大党委先后增设了教学科研部和统一战线工作部。

     在“持续跃进”的指导思想下,1960年初,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了赶超剑桥的《南京大学1960~1962年三年规划纲要》。该规划提出:力争在三年内,把南京大学建成为全国综合性大学中规模最大、质量最高、一切工作最先进的大学之一。具体目标是专业设置要从现在的30个专业、35个专门组发展到1962年的46个专业、60个专门组,主要发展尖端、边缘学科;科研工作要向“高、精、尖”发展,三年内筹建23个研究室或科学研究点,建设45个科学实验室,补充283名专职科研人员;校办工厂要办成生产尖端产品的基地;学校规模扩大到万人以上,其中本科生8805人,研究生312人,进修生300人,大学部教师从709人(与学生比例为1∶7.6)增加到1119人(与学生比例为1∶8.3)。

     这显然是一个目标过高的规划,但在当时在促进学校发展上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根据这一规划,学校规模急剧扩大,当年便增设了哲学(同时建立政治系)、计算技术、力学、数理逻辑、声学、高分子化学、固体电子学、无线电工程、人体及动物生理、植物生理、高层大气物理、射电天文学等一批新专业;并将原化学专业分设为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4个专业,将地质系放射地质专业分设为铀矿地质和地球化学2个专业;同时,还筹建了附属气象学院,下设天气与动力气象、大气物理、气象学和农业气象等4个专业;当年招生1624人,在校本专科生总数达到7032人。除此以外,还接受了一批越南留学生,学校为此专门成立了外国留学生工作部。当年,南京市第11中学也划为南京大学附属中学。196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南京大学被列为国家直属的重点高校之一。

     但这种迅速发展“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由于我们自身在“大跃进”等工作上的失误和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中苏合同,加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从1959年下半年起,我国国民经济便开始出现了严重困难。因而,从1960年年底开始,根据教育部关于“缩短战线,保证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南京大学各项事业开始收缩,全校科研选题压缩到129个;师资力量优先安排到教学工作方面;《学报》、《校刊》因经费不足而停刊。至此,持续三年之久的教育大革命运动便告结束。

     从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教育大革命,是试图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一次尝试。三年的实践,交织着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挫折与发展。一方面,由于在摆脱“一穷二白”的经济、文化落后面貌上操之过急,加上对教育战线基本状况尤其是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缺乏正确的估计,以致在教育革命的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严重的“左”的失误;在具体实践中,又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做法,违背了教育本身的规律,破坏了教学工作的正常秩序,从而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肯定,广大师生响应党的号召,投身教育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热情和创造精神是极其可贵的;同时,也不能否认,三年的教育大革命也促进学校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得到了较快发展。

     南京大学自1958年以来的三年中,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在校学生由1958年时的4230人增加到7032人,教师人数由876人增加到1173人。同时从无到有地建成了一批反映最新科学成就的新专业,全校专业设置由1957年时的20个专业17个专门化发展到1960年的44个专业67个专门化。正是这些新专业奠定了南大尖端学科发展的基础。有些专业设置时条件较差,力量薄弱,但经过几年建设,后来也建成为南大有成就的重要学科,如原子核物理、声学、无线电、高分子、数理逻辑、计算数学、计算技术、大气物理、地球化学等等。同时,在这一时期内,全校增设了171门课程,其中基础课52门,专门化课119门,占课程总数的49%。对原有的246门课程,也作了不同程度的精简、更新和提高。科研工作在这几年中迅速发展,科研队伍迅速成长,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据当时统计,在1959年以来的两年中,全校在基础理论、国民经济中重大问题及技术革新三方面进行了859项(其中文科291项、理科568项)选题的研究,完成了其中556项,占64.4%,完成专题报告494篇、科学论文427篇、研究成果437件,新编和修改教材376种,有43种被推荐为全国通用教材。“太阳塔”的研究设计、“可见语言仪”的制造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科研果。还有在60年代中期被有关部门誉为南大“五朵金花”的部分科研项目,如化学系物化教研室的“分子筛研究”、物理系冯端教授领导的“金属缺陷的研究”、地质系徐克勤教授领导的“华南花岗岩及其成矿关系的研究”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起步并打下基础的。到1960年,全校实验室达到137个,比1958年时增加了89个;实验设备三年共添置5454件,价值366万元;图书资料添置58万8千册;新建和扩建了7个工厂,开垦了一个综合农场,工厂农场总产值达到290万元,盈利37万元,其他劳动收入53万元;此外建成了东大楼、声学楼、上海路宿舍、学生食堂(二幢)、学生宿舍(二幢)、南大新校门以及收发室、传达室、银行、邮局等附属用房,学校建筑面积增加到12.9万平方米,比1958年增加20%。当然,由于事业发展太快,尽管学校建筑面积有所增加,但无论教学用房,还是生活用房都更加紧张。

     从1958年至1960年三年间,学校领导班子也作了调整。1958年3月,范存忠教授被任命为副校长。1959年1月王大林调入南京大学任副书记兼副校长;原副校长孙叔平于1959年10月调任《江海学刊》主编。经过整风反右和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全校党员达1212人,占全校总人数的14.14%;教师中的党员占教师总数的26%。

      (三) 执行《高校工作条例》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此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央各部门相继分别制订了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10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工作条例》,惯称“高教六十条”)。

     南京大学党委在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校工作条例》过程中,认为必须加强思想教育,本着整风精神,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不过分强调学校的特殊性,在具体工作中,也不限制师生的创造性,核心问题是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总结三年工作的经验”。为此,专门建立了调查研究室,通过摸清情况,制订了《南京大学关于执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的规划》(草案)。该规划以调整为中心,内容分:努力目标、专业建设、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生产劳动、教师和学生、总务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制度与行政组织、党的工作和党的组织等10个方面,共50条。具体实施分两步:在三五年内做好调整工作;七至十年,把南京大学建成为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建成完整体系、教学研究工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某些方面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调整工作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

     1. 调整规模和专业设置,提高教学质量

     1961年1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重点高校工作会议,着重研究贯彻“八字方针”,对全国高校实行“四定”即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并强调通过建立完善的教学秩序,大力提高教学质量。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审查全国重点高校发展规模和专业设置》的报告,其中提出了全国高校发展规模的原则意见。南京大学根据国家需要和本身条件,从“缩短战线,合理安排,保证重点,形成特色”的要求出发,把学校的规模从一万人压缩为6300人(包括进修生、研究生300人)。当时在校学生已达7100余人(不包括气象学院的学生),多出的学生数计划在1964年处理完毕。对于全校已经建立和正在筹建中的44个专业,按照保持学校原有基础和特长,适应国家科技发展方向以及适当放宽专业口径等要求,调整为33个专业55个专门化。同时,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复将数天系分设为数学系和天文系。调整结果,全校共设12个系和33个专业:

     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历史学系:历史学专业;

     政治学系:哲学、政治经济学(暂不招生)专业;

     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俄语、德语、法语专业;

     数学系:数学、计算数学、计算技术、力学、数理逻辑专业;

     天文学系:天文学专业(射电天文专业并入);

     物理学系;物理学(固体电子学专业并入)、原子核物理、声学、无线电(无线电工程专业并入)专业;

     化学系:化学(由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专业合并而成)、高分子、原子能化学专业;

     生物学系:动物及动物生理(由动物学和人体及动物生理合并)、植物及植物生理(由植物学和植物生理合并)、生物化学、生物物理专业;

     地理学系:经济地理、自然地理(地貌学并入)、地图学专业;

     气象学系:气象学(气候学专业并入)、大气物理(高层大气物理专业并入)专业;

     地质学系:区域地质(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并入)、地球化学、放射性矿产地质专业。

     1962年,根据专业建设要进一步强调普遍提高、保证重点的要求,又将全校专业设置由33个调整为28个。将政治经济学、力学、原子能化学、生物物理等专业合并于其他有关专业。同时,学校的附属机构也作了调整,南京大学附属工农高中与南京工学院附属工农高中、苏北农学院附属工农高中合并成立江苏省工农高中,归省教育厅直接领导;南京大学附属中学仍划归南京市领导,恢复第十一中学校名;次年5月,南京大学气象学院独立建校,改名南京气象学院;7月,撤销栖霞山农场;校办工厂的大部分都于1961年下马,仅保留了综合机械厂和印刷厂(1962年综合机械厂恢复仪器厂原名)。

     在调整专业的同时,为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还采取了下列措施:

     (1)修订教学计划。根据教育部文理科教材会议精神和部颁若干专业的教学计划,本着加强基础,确保主干,删减次要课程门类的精神,适当提高基础课学时的比重,延长其学习年限,相应地压缩专门组课程门类和学时比重,控制总学时和周学时,并对不同年级作合理安排,保证各类基础课的规格和要求,克服以往过多地强调结合专业而削弱课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现象。同时鉴于当时生活问题比较突出,在教学计划中相应地减少了劳动时间。

     (2)加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严格对学生的要求。在明确各专业必须具有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要求的前提下,陆续审查了50多门基础课的教学大纲,审定了教材和讲义,对各课程的目的、任务和教学要求也都作出明确规定,并派有水平有经验的教师担任授课任务,对习题、实验、实习等教学环节也制定了规格化、制度化的要求,且严格实行考核和检查。

     (3)抓紧师资培养。制定了教师培养规划,做到“三定”(定方向、定任务、定指导协作关系)、“四落实”(落实今后四年教学任务、科研任务、补课任务、提高任务)。并采取普遍提高和重点培养相结合的办法,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和提倡“能者为师”,组织教师有计划地和踏踏实实地进修提高。尤其是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提高,除采取外语补课等措施外,强调把他们赶上教学第一线,让他们“在实战中成长”。这段时间内,根据国务院1960年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进行了教师职务的确定与评审工作,99名助教提升为讲师,16名讲师提升为副教授,4名副教授提升为教授。另有12名教员,其中3名确定为副教授,9名确定为讲师。

     (4)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审订和增订了《南京大学暂行学则》、《教学工作暂行规程》、《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进修教师管理培养办法》、《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以及《学生劳动考核办法》等规章制度。

     此外,还进行了教材和教学设备的建设,对教学、科研和生产劳动也进一步作了合理安排。

     2. 调整科研工作,提高学术水平

     根据“缩短战线、突出重点、打歼灭战”的原则,1961年全校科研选题定为129个,以其中教育部下达的47个选题为重点。这些选题的确定,一是服务于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二是全面安排尖端、国民经济问题和基础理论等三方面的研究;三是选定一部分已有相当工作基础,经过努力即可获成果的选题。在确定选题后,又进一步从组织、设备条件、工作制度等方面加以落实。1962年,在迎接南大60周年校庆时,《南京大学学报》复刊,分人文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人文科学版为季刊,自然科学版分8版出刊:数学、生物、气象、地质版为半年刊,天文、物理、化学、地理为季刊。并在这次校庆时,宣布每年5月20日为学术活动节。

     在调整科研工作中,科研机构建设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63年1月,教育部召开直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会议,讨论直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简则和1963年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安排。会议确定在11所高校中建立科学研究机构。经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学成立声学研究室和络合物研究室。这是建国以来南京大学首批建立的科学研究机构。1963年3月,根据国家各学科科研规划任务和要求,南京大学结合学校现有基础和条件(当时全校66个学科中有31个重点学科,其中文科6个,理科25个,有专职科研人员130人,实验室157个,其中专门实验室78个,综合实验室79个),制定了《南京大学十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该规划提出,再建6个研究室和1个天文台,专职人员发展到600人,其中研究人员327人,并扩建一批实验室。

     随着科研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学校学术空气日渐浓厚,著书立说活动也日趋活跃。

     3. 调整人际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南京大学在“双反”、“交心”、“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教学改革以及“反右倾”、“新三反”等运动中,又批判、处分了一些教师、干部和学生,在党内关系、党群关系上结下了许多疙瘩,妨碍了党内外的正常的民主生活。有些人长期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心情压抑,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1961年下半年,中央、省委相继下达了有关甄别工作的正式文件。南大党委即于1961年底对甄别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宣布:“从1958年起,凡在这个时期受到批判处分的教师、干部、学生和党员都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部分错了的,就改正其错误部分。”1962年3月,郭影秋、高济宇等人参加了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在这次会上,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指出12年来,我国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很大进步,并肯定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要对他们实行“脱帽加冕”,从而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对知识分子所作出的正确估价。会后,南大对这次会议精神作了认真的传达贯彻。同年5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指示》,指出“对于批判处分完全错了或基本错了的党员采取简便办法认真迅速地加以平反”。南京大学在经过甄别工作后,对全校被错误地批判处分的党员、教师和干部进行了公开平反;对于受批判伤了感情的也赔礼道歉,解除疙瘩。对受批判处分的学生也进行了甄别工作。此外,还给一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或减轻处分。由此,党内外关系得到明显改善。

     4. 调整领导体制,发挥行政组织作用

     自1958年后,南京大学先后在校一级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系一级试行党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在一部分教研室试行了党支部起核心作用的制度。这便是当时所说的“一杆子到底”的领导体制。这种体制对在高等学校树立党的领导权威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这种“一杆子到底”的领导,又造成各级党组织包揽行政事务过多,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削弱,而行政组织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因而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弊端。根据《高校工作条例》的规定,南京大学从1961年10月起调整了学校领导体制,校一级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系一级党总支对系行政发挥保证监督作用;教研室党支部发挥保证作用。同时,相应地调整和加强行政职能部门,将总务方面三个处改建为行政管理、生活管理、教学设备、生产劳动四个处,财务作为一个科属行政管理处;党委组织部与人事处、党委办公室与校长办公室分署办公;党委的教学科研部撤销,由行政设立科研处。在系一级,系行政增设副主任,并确定一位副主任协助系主任负责总务行政方面的工作,规模大的系设专职副主任;建立系办公室,设办公室主任;恢复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同时,注意调整和明确各方面的关系,疏通工作渠道,订立有关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起适应新的领导体制的新秩序,使行政组织的作用得以较好发挥。

     在1961年~1963年的调整时期,学校领导人选又有变化。1961年4月,王大林调离南大,胡畏接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64年1月改任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62年8月2日,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学部委员李方训副校长病逝。1963年5月,接中央通知,郭影秋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出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四) 调整后的新发展

     1963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在克服三年困难之后,开始全面好转的一年。这一年高等教育事业在调整的整础上,全面贯彻《高校工作条例》精神,朝着有计划地提高教育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方向前进。教育部先后召开了有关教学、科研、研究生和师资培养等工作会议,对高等教育的各项事业进行全面和长远的规划。196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决定,高等学校试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办法。

     经过郭影秋校长在任期间对各方面工作的努力调整,在匡亚明任校长后,南京大学也在新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匡亚明,江苏丹阳人,1906年生,20年代中期就读于上海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中共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1927年曾参加与领导宜兴秋收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山东分局《大众日报》社社长兼主编、中共中央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先后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等职。

     匡亚明上任后,先是调查研究,接着,便一手抓制定基本建设规划,并派专人持所订的规划赴京,争取教育部批准规划和求拨基建经费,以便尽快地把基建搞上去,改善办学条件;另一手则筹备召开南京大学党代表大会,以期统一思想认识,继往开来,推进学校各项事业。

     1963年8月2日,中共南京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党委第二书记胡畏代表上届党委作工作报告。匡亚明同志作大会总结发言,他在长篇讲话中阐述了办好学校的十大问题: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红与专问题,教学与科学研究问题,勤俭办学与改善办学条件问题,党和行政关系问题,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的问题,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作用问题,正确对待历史传统与树立新的优良校风问题以及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率问题。这篇讲话,阐述了他对办好南京大学的主张,也是他十余年来办学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在这次大会上,经匡亚明提议,破例地通过了一项《关于切实办好学报,提高学报质量的决议》,该决议提出学报是一个学校科学和学术水平的标志,强调通过办好学报,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并要求全体党员、全体教师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优异的科研成果支持学报。

     为贯彻教育部有关会议精神,从1963年5月到11月之间,南京大学先后制定并颁布了《南京大学1963~197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纲要》、《南京大学1963~1972年培养研究生规划》、《南京大学10年师资培养提高规划》和《南京大学培养提高师资暂行办法》。其中的《南京大学1963~1972年科学研究事业规划纲要》中提出,在选题上必须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学校自身力量和教学情况有所取舍;教学与科研力量要协调统一安排;力求将科研工作和教师培养提高相结合,将教师的科研工作与指导研究生、大学生毕业论文的任务结合起来,将教学实验室与科研实验室的建设结合起来;同时注意“全面安排,保证重点,发展特色”,明确主攻方向,以集中力量,抓好重点,保证条件做出显著成绩;并提出争取在10年内新建成和扩建理科重大实验室29个,文科实验室10个。

     为加强科研工作,当年,成立了“南京大学自然科学学术委员会”(23人组成)和“南京大学人文科学学术委员会”(13人组成),分别由副校长、有机化学家高济宇教授和副校长、英国语言文学家范存忠教授担任其主任委员。并制定了学术委员会的工作细则,规定其职责为:审议全校科学研究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检查科学研究计划(特别是重点项目的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研究与讨论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方面的重大问题,并向校长和校务委员会提出建议;组织全校性的科学报告会、讲座会及进行校际学术交流等活动;组织《南京大学学报》的出版;定期审查和评定校内重要的科研成果;对准备提升为教授、副教授、讲师的教师的学术水平进行评审,并向校务委员会提出评审意见;处理校长和校委会委托的其他有关学术性工作。

     为了鼓励广大教师学术研究和搞好教学的积极性,1964年5月,南京大学破例提升了104名讲师,并在建校62周年的校庆典礼上宣布了提升名单,还规定每年校庆期间,都要提升教师职称,使教师受到极大鼓舞。

     在改善办学条件上也作了极大努力。虽然后来因为筹建湖南分校,占用了学校基建经费,致使校本部的基建规划未能得以按计划实施。但短短几年内,基建方面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建成了教学大楼、低温楼、配电房、15舍、16舍,修建了围墙、马路、游泳池、浴室。学校党委还将校部机关搬出三幢楼房,到新建的三排简易平房中办公,以缓解教学用房的矛盾,

     这些举措,在调整的基础上把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进一步引上了有计划地提高与发展的轨道,使全校出现了蒸蒸日上之势。

     在人才培养上,从1963年到1965年,虽然在校生有所减少(1962年在校生为6070人,1965年为5895人),但招生数却比前两年有所增长,从1958年~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南京大学招收的本专科生分别为1447人、1457人、1624人,1960年~1963年的三年调整时期,各年的招生数分别为977人、950人、1187人,1964年和1965年则增加到1335人。同时,新增了西班牙语、半导体物理、陆地水文、古生物地层等专业,原来的物理、化学等专业也重新分成几个专业。1965年,全校专业数增加到43个。

     在科研工作上,1963~1964年间,经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学相继建立了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欧美文化研究室、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以加强对外国经济文化问题的研究;此外,还成立了花岗岩成矿规律研究室。这样南京大学文理科共建有6个研究室。同时,受教育部委托,先后主持召开了直属高校校际“计算技术与计算数学”学术会议、“地貌学”学术会议、“晶体缺陷与金属强度”学术报告会以及“区域地质与大地构造地质”学术会议,使南京大学的学术地位日益提高。1963年,还受教育部委托,主办《高等教育自然科学学报》地质、地理、气象版。该学报主要选载全国高校师生和研究人员公开发表的论文和文章,分8个学科出版。主办其他版的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吉林大学。此刊出版两期后因故停刊。

     由于学校加强了对科研工作的计划和组织领导,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绩。1965年,在高教部举办的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南京大学有20多项成果参加展出。其中“偶联剂”、“103计算机”、“射电望远镜”等成果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03计算机是当时全国高校中研制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分子筛”、“华南花岗岩”,“金属缺陷”、“内蒙古草原综合考察”以及“大米草引种与利用”等五项研究成果更令人瞩目,被誉为南京大学科学研究的“五朵金花”。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参观南京大学的展品时,兴致勃勃地听了南大工作人员的汇报,给予了鼓励和赞扬。

     同时,教师队伍得到进一步加强,从1963年至1966年,全校教职工从1984人增加到2631人,其中专任教师从原来的1026人增加到1117人,科研人员从1963年的134人,增加至1965年的302人。实验室、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也有了一定增长,到1966年,全校校舍总建筑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有实验室160个,仪器设备11823件(台),价值1039.58万元。

(来源于南京大学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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