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级斗争为纲”主导下的教育革命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并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9月24日至27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时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公报中根据毛泽东的观点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导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断发展,南京大学在其后一段时间的办学中也不能不深深地被打上这种烙印。

      (一) 开展“五反”与参加“四清”

     1963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简称“五反”运动),这被认为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此后在全国即开展起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建议》;其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先后联合发表被称为“九评”的《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等编辑部文章。随着中苏两党的公开争论,“反修防修”的斗争被提上日程。

     现实形势的发展,使南京大学的各项工作也不可避免地要转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学校党委在1963年8月召开的党代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对今后的工作任务明确提出,要“继续贯彻十中全会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五反’运动为中心,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认为“当前学校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最严重和尖锐的”,“尤其是人们头脑中的阶级斗争更加复杂;“今后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弄清学校中的阶级斗争的实际和它的表现形式,抓紧阶级斗争教育,团结大多数人,打击极少数人,要抓经常性的活的思想教育,不断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这次大会上,还印发了一份《我校阶级斗争的一些情况》的文件,列举了阶级斗争在南京大学的8个方面的表现,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事实也扩大为阶级矛盾。因此这次会议以后,“左”的错误倾向在校内也逐步扩大和发展。

     1964年上半年,按照上级部署,南京大学开展了“五反”运动。首先从学校领导开始,接着是各级干部层层“洗澡下楼”,以后便推向全校,搞“人人放包袱”、“公物还家”、“思想归队”等活动,同时检举揭发学校中的浪费现象,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的斗争。全校共揭发出积压浪费物资价值共1?490?972元,其中物资积压达913?433元,占浪费总数的61.26%,并查出一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最后,进行了管理制度的建设。整个运动历时半年。虽然反对贪污浪费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在“左”的倾向下却搞成了人人过关。

     在校内开展“五反”的同时,1963年南京大学就有部分干部和教师被江苏省委抽调去参加徐州、太仓等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在同毛远新(其侄子)谈话时,提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哈军工)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随后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指出:“这次谈话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推动高等学校师生自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教育革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相当普遍,有些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少资产阶级专家正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应当“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正在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进行世界观改造。”于是,1964年10月,南京大学便组织文科高年级学生及部分教师和机关干部共470人,在匡亚明校长带领下,赴江苏南通地区海安县参加为期10个月的“四清”运动。196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理工科学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洗笥窒群笥?965年8月和1966年3月组织第二批(1400多人)和第三批(2272人)师生赴南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第三批师生直至1966年底方才返校。参加“四清”运动的师生,接触到农村实际,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固然有所收获,但却牺牲了大量教学科研的时间。而“四清”运动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的一场运动,它使许多农村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尤其是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中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左”的观点后,更使运动发生了严重的“左”的偏差。后来在北京大学等院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时,也采取了农村社教的做法,以致这种左的偏差也影响到整个教育战线。

      (二) “突出政治”和贯彻“七三”指示

     1964年初,毛泽东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接着,毛泽东又在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批评了现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部于3月18日至4月11日,召开了直属高校领导干部会议(扩大),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解放军和对教育工作的指示,着重讨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并作出了在高等学校成立政治部的决定。会后,南京大学立即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大庆、学习解放军的热潮,组织各级干部到解放军军事院校参观学习其突出政治、改革教学的工作经验;在校内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搞比武表演;在教学工作中,大力宣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政治理论课也作了改革,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开设形势与任务、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四门课;并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政治部,由党委第二书记胡畏任政治部主任,各系设政治副主任,并确定外文系为系成立政治处的试点;同时,大力充实政工队伍,各系各年级都配备了专职政工人员。

     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文联所属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成为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随后,文艺界和学术界即开展了对一大批文艺作品如影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京剧《谢瑶环》等以及“时代精神汇合论”、“合二而一论”、“中间人物论”等学术观点及代表人物的批判。相应地,南京大学也在文科几个系开展了学习和批判活动,有些教师因为写了有关文章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随着文艺界和学术界批判活动的展开,教学改革又被提上议事日程。高教部于1964年9月发出了《关于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小、中、大三类教改方案,并强调循序渐进,防止一哄而上,搞乱教学秩序:普遍进行小改,即在学习年限、专业划分和教学计划大框框不变的前提下,在各门课程、各个教学环节的教学中,进一步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并对少量课程的学时进行调整;有重点地进行中改的试验,须报部备案;进一步研究大改的方案,须报部批准。根据高教部的这一意见,南京大学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小改。各系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普遍修改教学大纲,全校精简合并了80多门课程,有100多门课程减少了学时,而学制、专业、教学计划等均未变动,保持了稳定的教学秩序。

     1965年7月,毛泽东在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的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中宣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这在以后被简称为“七三”指示。同年8月,高教部召开直属高校政治工作扩大会议贯彻“七三”指示。此后《人民日报》便开展了怎样才能生动活泼地和主动地进行学习的讨论,宣传生动活泼和主动学习的典型。南京大学为了贯彻“七三”指示,很快制订了《关于合理安排课内外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意见》,当时简称“12条”,其中规定学生每周活动总量不得超过52小时,包括课内学习46小时(包括每周六下午2小时形势学习),课外集体活动(包括各种会议、文体活动、民兵训练、公益劳动)6小时。而对46小时的安排必须留有余地,以保证学生每天有8小时用于学习,9小时用于睡眠,其他7小时,除1小时为集体活动时间外,其余时间均为学生自由支配时间。该意见还指出,减轻学生负担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进一步促进学校的革命化。另外,还把化学系三年级学生温元凯树立为主动和生动活泼学习的标兵。

      (三) “三线建设”和半工半读

     1964年7月,高教部根据中央《关于平战结合,加空秸勰詈图忧咳呓ㄉ璧闹甘尽?,提出了《关于调整第一线和集中力量加强三线建设的报告》。该报告确定向三线迁建部分高校。经中央批准,除上海机械学院等3所院校搬迁外,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7所院校迁出部分专业至三线地区建校,要求三年迁建完成。1965年3月,高教部正式下达了基本建设任务书和中央批准建立分校的通知。5月16日,按高教部通知,南京大学分校定名中南分校,在湖南省桃源县罗家冲建校。这项工程代号为654工程,建筑面积82000平方米,总投资为1019.65万元(后实际基建投资为580万元)。中南分校于1965年6月动工兴建。计划设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生物五个系11个专业,均系尖端学科。学校规模定为1700人(本科生1500人,研究生进修教师200人),教职工750人。预定在1967年招生。党委先后派第二书记胡畏和副书记戈平坐镇湖南,主持分校的基建工作。有关系的师生也分批去湖南参加建校劳动。工程进展很快,至1966年,基本框架已经建成,开始安装设备,如无意外,即可如期招生。但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南分校的建设中途停辍。1970年4月,中南分校所有房屋、仪器、设备均无偿移交给湖南省,原来赴分校参加筹建的人员除少数留下外,其余都调回学校。

     1964年10月,高教部召开的直属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试办半工(农)半读试点班,作为教学改革措施之一;接着于11月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江苏省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划(草案)。南京大学即于1965年2月组织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到市郊晓庄林场进行半农半读的试点。1965年2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讨论文科改革的路子时指出:“要改造文科大学,学生要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高教部为贯彻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于同年12月5日召开全国半工(农)半读高等教育会议,讨论全日制高校的改革问题,强调半工(农)半读,实行两种教育制度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之一,要求全日制学校以“决心要大、步子要稳”的精神认真改革,包括进行半工(农)半读试点。同时,要求相应调整专业和教学内容,贯彻“少而精”,进一步缩短学制等。

     南京大学为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决定整个文科实行半工(农)半读的改革。在江苏省委的支持下,选择江苏省溧阳县果园作为南大“小三线”建设基地,在那里筹办文科分校,定名溧阳分校。并决定将中文、历史、政治三个系打通合并,办大文科,实行半农半读,学制改为四年。在这四年中,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通读毛主席著作为主,辅以其他文化课程以及马列主义著作;第二阶段,实行因材施教,分设哲学、文学、历史、军事等各种专门化,学习专门知识。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当工人,又能当农民,既能当干部,又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学习组织形式则借鉴抗大,既是学习队,又是生产队。分校规模定为300-400人,1966年招生;由匡亚明校长兼任分校校长,溧阳县委书记兼任副校长。1966年2月,文科三系师生自背行李,晓行夜宿,步行至溧阳果园(有二百里路程)。匡亚明校长也以花甲之年与师生们一起步行了60里。到达果园后,立即开始了建校劳动。但几个月后,便发生文化大革命,师生们陆续回到南京。此分校也无形中停办。70年代,这个文科分校实际上又成为学校的农场。1982年1月,其所属土地、果树、房屋、化工厂和其他财产都无偿移交给溧阳县人民政府。

     由于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办学中“左”的倾向日益发展,原来为贯彻《高校工作条例》而对人际关系所作的调整也受到破坏。学校进行的教学改革和教育革命,虽然在某些方面也获得一定成效,但又出现战线过长、四面出击的局面,以致正常的教学秩序又遭到破坏。

(来源于南京大学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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