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知 |  倾听·记录·还原——武黎嵩老师和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    

    

  言语如风,出口即逝。个体的生命记忆若是能被记录和保存,认识历史便多了一种视角,多了一个纵深的切入点。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西南服务团中大金大校友口述史、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个体生命史、回眸四十年——二十位南大教授的高考记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武黎嵩老师和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在一次次的倾听和记录中,沿着时光一路上溯,试图体会当年的那抹月色。    

    

    

1     

源起:抢救与赛跑    

    

  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历史资料的途径。该类历史资料源自人的记忆,通过采访,口述的记忆以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形式保存下来,为日后学术分析提供文献基础。口述历史在记录历史中的运用可追溯至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就曾通过采访和访问的方式来获得史料。    

    

  虽然源头久远,但口述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兴起较晚。南京大学的口述历史工作则开始于2013 年。    

    

  “西南服务团”口述史项目是他们着手的第一个项目。1949 年夏,西南解放区的政权接管和社会建设工作面临着干部队伍严重不足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江南地区的大中学校吸收知识青年、技术人员入伍,开赴西南,是为西南服务团。到2013 年,当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校友大多已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为了抢救校史,也为了保护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南大口述历史工作就此开始。    

    

  “一开始,为了校史着想,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主要是和南京大学相关的群体,是以大学教授、专家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比如教师、校友。”武黎嵩老师介绍道。2014 年,他们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口述历史的采集和搜索。他们采访过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离退休老教授,也做过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大学地下党成员的口述历史工作。而现在手上正在做的,是和南大相关的教授的高考记忆——20 1977 1978 级校友,他们曾是南大学子,又在南大任教,他们口述的高考记忆将整理成篇,今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留下一笔记忆的财富。    

    

  在南大口述历史团队做的这么多项目中,“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个体生活史”项目比较特别。这个项目是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委托而开展的。五十人的团队耗时近八个月,前后150 余次采访,124 万字的录音实录稿,46 万字的幸存者口述自传稿。    

    

  “项目开始时幸存者还有112 位在世,到今年年初工作基本结束时就只剩一百位老人了。有十二位老人在我们做项目期间去世。”武黎嵩老师感慨道。“这是一场生命和生命的赛跑——我们在用年轻人几个月、一两年的生命和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的生命赛跑。”    

    

    

2     

困难重重,坚持不辍    

    

  当被问及“做口述历史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时,武黎嵩老师沉默了几秒,然后叹了一口气。    

    

  这一声叹气背后,有繁重工作的艰难,也有不被理解的无奈。    

    

  做口述历史无疑是辛苦的。就高考回忆项目来说,采访前要先做采访提纲,而在写提纲之前,首先要进行预习,了解采访对象的基本情况,看有没有相关传记和回忆录。第一次采访往往会将人生讲一遍,此后的采访会不断细化,一位老教授的回忆往往由十几次二十几次采访整理而成。    

    

  而在武黎嵩老师心里,第一次做西南服务团口述史项目的采访最让他印象深刻。时间安排紧,任务重——一天高强度工作八到十小时。上下午各有一场三小时的采访,晚上还要开组会整理当天的稿子。作为主问人的他必须始终聚精会神地听老人讲述。“每天晚上吃完饭后跟着组员围绕着云南大学的校区转,走四十分钟,然后喝咖啡,然后再开始晚上的工作。非常累。”武老师回忆道。    

    

  口述历史工作会接触到人性的幽暗面。有时候与身体上的劳累相比,对人影响更大的是精神上的负荷。    

    

  “做完西南服务团项目,后来又做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等项目,我特别能理解张纯如。”武老师说。“一个人的精神长期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他的一生被扭曲,他的生命被改变,他受了一辈子的不公——可是你发现你一直在听,却改变不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精神非常压抑。”后来,他便十分关注团队中同学们的精神状况,让他们经常换换手,不要长期做同一个项目。    

    

  口述历史工作本身也遇到过质疑。一次评审中,武老师曾遇到过一位院士的批评,他说“口述历史一点都不客观,没有一点真实,全是主观性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做。”对此,武老师表示,“对人文学科没有基本认知的人,才会说出这样外行的话来。”    

    

  “首先,团队会作甄别,会有笔勘工作。”对于同一事件,若有一位受访者说的与其他受访者都不一样,团队会意识到他讲的有一些问题,或是有所回避。    

    

  但武老师更想说明的一点是——主观性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打个比方,历史不是照相机纪录片,而更像一幅图画。它不是告诉你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而是通过人的对话,描述出当时的风景来。”武老师说。“人文学科的终极目的,不是求真,是求善和求美。做口述历史有时是在寻求人性的复杂性——人如何面对爱情,亲情,父母的行为与法律有冲突时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从孔子时代就开始讨论。而一个人将自己的一生叙述出来,把为什么这么说、想、做叙述出来,自有明眼人看出真假,论出短长。”    

    

  从这个意义来讲,尊重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就是在尊重每一个具体的人。    

    

  目前,社会对口述历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口述历史团队能争取到的支持很有限。尽管历史学院在不遗余力的支持口述历史,“我们一笔很大的口述历史基地经费支持来自社会,家春秋全国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的资助。”武黎嵩老师说。其他所需的场地、设备,用武老师的话说,“是各处化缘要来的,一点一点的积累”。    

    

  “我总是跟团队里的学生讲,口述历史项目做出来,所有能够报奖、发表论文、体现自己的机会,一次都不要放弃。”武老师说。“这不是为了争荣誉,荣誉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用的,但是要让大家知道,南京大学有这么一个团队在做事。”中国最初的口述历史传统,是郭廷以先生在中研院近史所开启的,他是南大的校友。    

    

  四年来,在由中山大学和中华全国口述历史研究会主办的“全国大学生口述历史交流赛”中,南京大学的团队获得一等奖两次,二等奖、三等奖各一次。    

    

3     

未来的路    

    

  2013 年那个最初的口述历史工作组,现在已发展成为了一个叫“口述历史协会”的社团。最初由于工作与校史关系紧密,工作组里大多是历史学院的学生。慢慢地,有外院系的同学因为兴趣报名参加了社团,来自海外教育学院、社会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多个院系的同学加盟口述史,有的已经成为骨干。    

    

  去年,纪录片部成立后,摄制纪录片的工作有专人负责。未来,社团可能会通过组织看片会的方式,对口述历史进行推广。    

    

  而对于武黎嵩老师本人来说,在他看来做口述历史更多地是一种“补偿心理”。他说“我最想做的口述历史的几位对象,都已经过世了。只能多努力一点,让遗憾不要再发生。”    

    

  在西方,人们有写回忆录的传统。在现代社会,互联网和先进数码技术可以在人临终的时把人生经历和最想说的话记录下来。“数码讲故事”所收集的材料若能在将来进入共享的资源库,人们就可以通过它获取想要的任何故事。    

    

  在武黎嵩老师看来,口述历史可以从家人开始,从爸爸、妈妈,祖父、祖母开始。大学生缺乏倾听的机会——就算是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们可能在某一个节骨眼上才真正了解他们。    

    

  “不用太多。一杆录音笔,一个安静的下午就够了。避免人和电话的打扰,给受访对象一个安静的、让他感到有人在倾听的环境。”    

    

  “跟他漫无目的地聊聊天。小时候怎么读书,吃的什么,爷爷、奶奶是谁……都可以。”当你静下来,听听你的亲人讲述他的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你对于那个和你曾朝夕相处的人,竟然是那么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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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大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