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文存: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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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稿纸上写下了这个题目,我立刻沉入了遥远的战乱的年代中,心上浮起无限惆怅。我飞往五十五年前的春天,也是四月,我那时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分校,嘉陵江畔一个小山村里寂寞幽静的柏溪教大一英文(FreshmanEnglish)。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蹂躏我们神圣的国土,敌骑南下,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我军奋起抵抗,从此全面抗战的大火 就燃烧起来了。那时,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辗转迁往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则沿长江西迁,在重庆西郊沙坪坝松林坡建立校本部,后又 在柏溪创办了一个分校,一年级同学都在那里上课。在我到重庆前,柳无忌先生一家已离开昆明搬到重庆,他在中大外文系任教了。柳先生后来在他的《烽火中讲学 双城记》一文中说:“……当我尚在昆明时,范存忠(中大外文系主任,是我的好友;我们同时到美国,同时得到英文学博士,他在哈佛,我在耶鲁)就已约我去中 大教书。于是,我们就在重庆住下来,一共五年(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我们那时都住在南开中学教职员宿舍津南村(因师母柳太太也在南开教英文)里。有 一天,我去看望柳先生,他问我愿不愿到中大工作,他说:“到柏溪教一年级英文。范存忠先生要求很严格,要我介绍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那边很需要人……” 当然我是很愿意去的,于是,真是高兴,很快就接到了任外文系助教的聘书,上面签名盖章的就是中大校长罗家伦。过了几天,柳先生带我到松林坡外文系办公室拜 访范先生。他那时不到四十岁,不过头顶上已有点儿秃了;他穿着深蓝色大褂,戴副阔边黑架子眼镜,手里一只烟斗,挺有精神,利落得很,说话比较快,十分和蔼 可亲;他热忱地接待了我,给了我非常深刻生动的印象。他同时介绍我认识他两位得意门生,外文系助教张健和冯和侃。范先生十分周到地指点我怎样到柏溪去,要 我到了那里先去见吕天石先生,因为分校大一英文是他专管的。于是,一九四二年寒假后,开学前,一天清晨,我带着铺盖卷儿、日用品和一些书等,在松林坡小山 岗下中渡口,走到嘉陵江边,坐上校船(一只长长带篷的木船,每天来往校本部和分校一次),沿江北上,船走得慢,有时碰上浅滩急流,船夫还得上岸拉纤。嘉陵 江水是可爱的,记得当时中文系教授汪辟疆先生有诗说“嘉陵水色女儿肤,比似春莼碧不殊”。当我一望见碧蓝的江水,两岸山野风光时,我的诗兴便勃发了。

柏溪离沙坪坝北面约二十里,在嘉陵江东岸,原是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大在那里征得约一百五十亩土地,创办了分校,可以容纳一千多学生。那里 丘陵起伏,环山临江,有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流泉,自然环境很不错,是一个教学读书的好地方。从码头往上沿山腰有一条石板路(也算是村里唯一的一条街吧), 弯弯曲曲,直通分校大门口,两旁有茅舍和小瓦房、小商店、小饭馆。分校整个校舍分布在一座山谷里较旷敞的地方,高高低低,一层一层,学生教职员宿舍、教 室、实验室、图书馆、大操场、游泳池,等等,都安排在绿树掩映着的山谷平台间。我特别喜欢那里有一股清泉,从深谷流涌出来,沿山坡直入嘉陵江中。冬天水 少,春夏间,尤其是暴雨时,那溪水便哗啦啦地奔流着了。我一到柏溪就住在分校最高点教师第五宿舍,真是运气,登高远眺,可以欣赏江上风帆,隔岸山色。从宿 舍东头走出去,是一条幽径,有丛丛竹子;三月里油菜花开时,一片金黄色,香气四溢,真是美得很。在抗战艰苦的时期,生活困顿中,能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住下 来,教学外还能从事写作和翻译。我的长篇回忆散文《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爱情诗《金色的橙子》等和《红与黑》译本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在柏溪 度过了四年难忘的时光。想到这点,我不能不感谢范存忠先生;是他聘任我在柏溪工作,给了我一个安静的环境,为我创造了教学、写作、翻译和研究的良好条件。 我也应该感谢柳无忌先生。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精神产品丰收季节之一。

在我到柏溪时有外文系前辈,范先生东南大学的同学———吕天石、 华林一和阮肖达三位先生早已在那里任教;还有一位中年教师朱文振先生(范先生的高足)。华先生和阮先生在解放初期过早逝世,十分可惜。吕先生后来享有高 寿,并且在英语语言学研究和译介英国文学(如翻译了哈代的小说《苔丝姑娘》、《无名的裘德》等)方面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吕先生厚道真诚,又很好客,几次节 庆,我和后来到柏溪任教的西南联大几位学长,受到吕先生热情的招待,在一起喝酒畅谈。范先生几次到柏溪就住他家里。那几年吕先生负责大一英文教学工作,除 平常接触外,每学期总有两三次在一起研讨、商量有关问题。

一九四二年后,中大招生人数越来越多了,教育事业兴旺起来,柏溪逐渐热闹起 来,更需要担任基本英语的教师。我就向范先生介绍几位西南联大前后毕业的同学,吴景荣、叶柽、沈长铖三位;柳先生推荐了他以前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四位高 足曹鸿昭、李田意、高殿森和张镜潭;后来又来了叶君健(武汉大学)、刘重德(北大)、左登金(清华)和李蔚(清华)四位;范先生自己的高足张健在我到柏溪 第二年也从校本部调到分校工作了。这样,柏溪的英语教师队伍强大了,而大家和睦相处,共同热心地担负着大学基本英语的教学工作,而且各自在课外从事研究和 编译工作,做出了不少成绩。总之一句话,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我必须在这里强调这一点:这就是范先生很高明的办学思想,他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气魄,没有门户成 见,博大胸怀,爱护人才、发挥人才和提高人才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和作风的确是非常值得今天大家,特别是文教界年轻的一代思考和学习的。

在校本部任教的有楼光来、商承祖、柳无忌、徐仲年、初大告、李茂祥、陈嘉、沈同洽、李青崖、孙晋三、丁乃通等教授,有的是原在中大的,如楼先生、商先生 和徐先生;有的是在重庆新聘请的,如柳先生、初先生、俞大纲先生和孙先生等。在柏溪方面,除吕先生等五人外,其他的都是外校外文系毕业的,如许孟雄先生 等;从西南联大来的就有吴景荣、沈长铖、叶柽和我等八个人。吴景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研究院,一九四四年,范先生聘他为副教授,在分校教外文系一年级 学生。一九四八年,范先生为他写推荐书给当时设立在南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Council),得到批准,到英国留学进修。解放后任北 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调北京外交学院任副院长。

我在柏溪四年多,从未看见过或者感受到同事间的不和、伤感情、吵架、彼此有意见、互相攻击、勾心斗角等恶劣现象,这实在太难得了。大家除努力教书外,时常在一起谈心,切磋学问。

那时我们每人都担任三班英文课,每周上课九小时,课文总是细细讲解,两周或三周作文一次,也够忙碌的。范先生非常重视各系科的基础英语教学,认为这是培 养和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决不可或缺的课程,而且他十分强调必须认真研读现代英美优秀散文,走循循善诱、熟读深思、潜移默化的路子。他主张一开始就应该千方 百计培养学生的语言习惯和语言感觉,即德国人所谓“Sprachgefuel”。他坚决反对结合某个系的专业来学习英文,比如数理化英语、工科英语等。关 于这点直到晚年范先生都没有改变,始终坚持,曾同我谈过几次。正因为这样,所以一九四四年春开始,范先生就亲自指导我们重编英文教材,每篇课文有详细注 释,编成三本书,叫做”FreshmanEnglishProse”;入选的都是现代英美散文名家,随笔、小品或者短篇小说等的作者,如第一册中 A.Clutton—Brock的《战前星期天》(SundayBeforetheWar)、WilliamH.Hudson的《捉鸽子》 (Catching-Doves)、RobertLynd的《害羞的父亲们》(ShyFathers);第二册中MaxBeerbohm的《送行》 (SeeingPeopleOff)、E.Hemingway的《雨中的猫》(CatintheRain)、K.Mansfield的《苹果树》 (TheAppleTree);第三册中J.B.Priestly的《初雪》(FirstSnow)、W.S.Maugh-am的《哲学家》 (ThePhilosopher)、T.H.Hux-ley的《自传》(Autobiography)等。后来在吕先生具体主持下,我们密切合作,分配了 任务:朱文振和张健编第一册,吴景荣和我编第二册,吕天石和高殿森编第三册。这套教材编成后范先生很满意,就由当时沙坪坝一家正风出版社印行,不但中大每 年用,其他几个大学也采用了,很受欢迎。直到抗战胜利复员后一九四八年还出了第四版。直到现在我保存着这三册书,作为珍念。

范先生每 个月至少到柏溪一次看望我们,十分关心大家的生活和工作,相聚一起,随意谈天,细致了解学生学习情况;遇到什么问题时,总虚心征求意见,提出改进的办法。 他时常鼓励我们在教好书外,多开展些学术活动,多搞出些东西。一九四三年初,设立在沙坪坝的“时与潮”社创办了一个大型月刊《时与潮文艺》,请外文系教授 孙晋三先生任主编,孙先生便约请外文系教师多帮助,写东西。范先生在这个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我记得最清楚的有《鲍士韦尔的〈约翰逊传〉》和《里 顿·斯特莱契和他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两篇洋洋洒洒的大作。

一九四四年,范先生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到牛津大学讲学期间,更进一步探讨中英文化关系,更全面深入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他在《英国语文学评论》 (ReviewofEnglishStud-ies)等刊物上发表了好些论文,如《威廉·琼斯的中国研究》 (SirWilliamJones’Chine-seStudies)等,在英国文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这些方面,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范 先生从三十年代起直到他晚年所作出的贡献,在上面所提及的解楚兰那篇长文,以及《中国比较文学年鉴》(一九八六年北京大学版)一书“范存忠”条目中已有详 尽的介绍,这里就从略了。

在沙坪坝时期,范先生与柳无忌先生合作,编辑出版了《近代英国散文》和《现代英国散文》两本书。柳先生勤奋 译著,还出版了《莎士比亚时代的抒情诗》、《西撒大将》、《明日的文学》(论文集)等书。当时外文系还有个大忙人徐仲年先生,个子大,声音洪亮,坦爽真 诚,发表不少东西,主要是译介法国文学。他还主编了一个杂志《世界文学》在长沙出版,得到范先生大力支持,范先生也在它上面发表文章。徐先生甚至居然乐意 刊登我那篇批评他翻译的法国十九世纪初年贡斯当(Constant)《阿道尔夫》(Adolph)的文章,指出他一些误译。这事被称为美谈。这些都可以看 到当年学者和译者的风度。我也在《世界文学》发表了一篇评论梁实秋所译《呼啸山庄》的文章,受到重视,这可以说是国内最早谈论后来通译为《呼啸山庄》的一 篇文章了。此外,在范先生的引导下,正如上文提及的,柏溪同事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也从事著译。叶君健(那时他的笔名是马耳)也是个大忙人,翻译了希腊 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王》和其他西方作品,也常给《时与潮文艺》写文章。吴景荣是专门研究JaneAusten和VirginiaWoolf的,他为刘 重德翻译的奥斯丁的《爱玛》(Emma)写了篇很好的序言。高殿森译了一大本《拜伦传》,曹鸿昭研究华兹华斯,译了他好些首名作如《丁登寺》 (TinternAbbey)等。我自己在《时与潮文艺》上发表了国内最早专门介绍《红与黑》的文章《斯丹达尔及其〈红与黑〉》和梅里美三个短篇的译文。 柏溪同事们这些成绩之所以取得,我以为是跟范先生一贯重人才、重学术、重事业的精神力量和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我在柏溪住了四年 多,我的感受是十分亲切而丰富的,直到如今,我仍怀念着那段生活,那些充满着友谊和师生之情的岁月。那时生活清苦,起居条件差得很。我们住的宿舍的墙是竹 子编的,外边涂上一层灰泥;没有玻璃窗,只有土纸糊的木框架。生活是艰苦的,景荣、张健和我三人有时分抽一包从重庆带来的上等香烟。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个 小火炉,买些木炭烧着取暖,度过重庆冬天多雾气的严寒。大家又找来洋铁罐(比如名牌SW咖啡扁圆形的罐),上边挖几个小孔,插进灯芯,倒满菜油,再弄个铁 架子放在罐上,架子上摆着搪瓷杯子,火一点,就可烧开水,泡茶喝,或者煮东西吃了。就在这样的境况里,在“炉火峥嵘岂自暖,香灯寂寞亦多情”这样的诗句所 描绘的心态中,我们教学,读书,翻译,研究,大家都愉快地努力工作着。那时在柏溪还有不少位中文、历史的教授、讲师,同事朋友如罗根泽(他一家就住在第五 宿舍,是我的近邻)、吴组缃、朱东润、王仲荦、管雄等先生,我们也经常来往谈笑,在一个食堂吃饭,相处得极好。有的教师家住沙坪坝,每周来柏溪上课一两 次,如国文系的伍叔傥、杨晦先生;有的家住分校,每周一两次到校本部讲课,如罗根泽先生。那时,在抗战艰苦时期,在日本鬼子飞机经常空袭下,全校师生同仇 敌忾,坚持教学上课,坚持学术研究,弦歌不辍,在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年轻的一代。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在范存忠先生的教导 下,经历过抗战八年,风风雨雨,经得起考验,不但没有丧失元气,反而比以前壮大了,而为复员后的中大外文系,以及解放后的南京大学外文系打好了更坚实的基 础,为这个大学的外国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作出了贡献。

这会儿,我再次梦回柏溪,仿佛再次望见那嘉陵碧蓝的江水;我仿佛仍然带着一把 伞,肩头挂着一个旅行袋,沿着开满金黄色的油菜花的长长的堤岸,在四月初某个清晨,从柏溪慢慢走向沙坪坝,去看望我的亲人,再次去拜访我的老师柳无忌先 生,再次跟范存忠先生在松林坡散步聊天,向他请教……

(原载《过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11年。文章有删节)